在〈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前言」，作者提出一個讓人目瞪口呆的主張，這也是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也許是預見了身後的罵名，汪精衛在病榻上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詩詞藁能夠得以出版、流傳後世。

又於「終章」自圓其說：

本書回應了汪精衛希望僅僅透過自己的詩詞被後世記憶的遺願。

作者引用汪精衛女婿回憶錄《何孟恆雲煙散憶》作為佐證，但其引述卻扭曲了汪精衛的遺言。

以下即是何孟恆的記錄：

等到有一次林柏生東來探望，就由他技巧地提出「先生還有甚麼吩咐？」這一類的問題，病人聽了，沉默了好一會然後回答，大意是：「生平的思想言論，都跟隨着時事的變遷，陸續發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真正可以留存後世的，就是『雙照樓』詩詞了。」（《何孟恆雲煙散憶》增訂本，頁198）

楊教授添上部份原文所沒有的內容，如「林柏生是秋季來到名古屋探病」等。尤其值得一提，此處正見作者中、英文兩版上迥異的引述問題：在英文版中，作者把「真正可以留存後世的」一句，翻譯作「The only writings worth preserving for later generations」，亦即「唯一值得後人保存的著作」，此句無疑扭曲了林柏生與汪精衛最後一次對話的一手記錄。

原文與作者的演譯最大差別在於汪氏之意願，前者「真正可以留存後世的」這句說話本身並無汪氏之干涉，要求不要發表政論只「僅僅」出版詩詞。作者卻憑空添上汪氏之想法，變成了汪精衛直接吩咐後人只保存詩詞，而不要出版政論。作者的英文翻譯，正好揭示出她對何孟恆原文的誤解，和中文版上關於汪精衛「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之錯誤結論。

另一個例子，是作者提出上坂冬子（1930-2009）著作《我は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東京：文藝春秋，2002年，卷2頁110）的一段話，原文為日文，由她翻譯轉述，並賦上自己字句表達個人的理解：

何孟恆的這段話與汪文嬰後來向日本記者上坂冬子的回憶可互為佐證。據上坂冬子複述，11月初文嬰即將飛回南京之際，前來向父親告別。此行的目的是準備後事，汪精衛心中大概也明白。他因此向文嬰解釋說，平生的論著和講演都是時流之中臨機應變的產物，雖然博得一時喝彩，但終歸應當付諸遺忘……

然而，上坂冬子書中引文卻是如此：

自分はこれまで沢山の論文を書き、その時々に行った演説も論述として残されているが、こんなものにさして意味はない。というのは論文も演説も、時流の中で臨機応変に説いたものであり、いずれは色あせていくからだ。中には人々の喝采をあびた論述もあるが、どれもこれも時がたてば忘れられるだろう。

私の心情を確実に伝えるものは詩だけである。

（我寫了許多論文，也發表了各種演說，但這些其實並不重要。論文和演說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隨機應變的，終究會漸漸被遺忘。也許有些論述受到人們的讚賞，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都會被遺忘。只有詩能確切地傳達我的心情……）

「應當付諸遺忘」其實是作者自己的措辭，而非來自上坂冬子，更絕非汪文嬰的。況且採用上坂冬子著作為資料來源本身也有問題，因為她亦是以自己文字轉述，而非直接引用汪文嬰原話。但不論作者引用何人的資料，皆不能以此推斷出汪氏「吩咐家人和從者不要整理發表他的言論文章，只希望自己的詩詞藁能夠得以出版、流傳後世」之說法。書中對引文作釋義、刪減、擴充之做法，使讀者誤以為其所述出於來源。

楊書中其他類似的材料運用問題可於此處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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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汪精衛曾擔心自己的名譽受損而希望其政治著作被遺忘，相反汪氏終其一生不斷提及自己的文章。在他的政治生涯上，汪氏從不顧忌艱險與罵名，由刺殺攝政王未遂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他不但用行動貫徹他的精神，更不斷發表文章重申他的決心。本書卻試圖以汪精衛自身來貶抑他自己的政論文章價值，像要契合中國官方禁止出版汪氏著作之政策。

詞學家龍榆生（1902-1966）在1947年入獄期間，手書汪精衛1910年所作的〈革命之決心〉，並在題識寫道：

先生之學蓋出於王陽明而遠紹孟軻氏，此心此志歷四五十年如一日，由烈以進於恆，舉凡世人所顧惜之毀譽得失一切置之度外。（參見《獅口虎橋獄中手稿》第二冊，頁2-6）

我們也可從汪精衛本人的言辭中看到他堅定不移的信念，例如：

• 汪精衛1909年5月8日、12月27日致函給胡漢民，1910年1月11日致函孫中山（見《汪精衛政治論述》，頁39，44，49），皆充分表達其在逆境中堅守革命之決心。

• 1934年發表的〈自述〉（《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518）從未提及讓人僅以詩詞來認識他，相反他說：

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做自傳了。

作者在傳記中並未引用以上這段話。

• 1938年12月，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往河內前，曾召集家中上下人等，清楚說出這決定背後將會遭遇的唾罵與攻擊，但卻沒有人因此退出，即使侄子汪屺提醒當中風險，請求汪氏再三考慮，但最終汪精衛還是在12月19日啟程前往河內 。（詳情請參閱《何孟恆雲煙散憶》，頁170-171）

• 1939年3月20日，刺客闖入汪氏河內住宅，企圖刺殺汪精衛，最終卻誤殺其親信、學生、秘書曾仲鳴（1896-1939）。五日以後，汪精衛致信及曾氏遺孀方君璧（1898–1986）：

至兄縱如何傷心切齒，而救國步驟，必不敢因之而亂，請妹放心。（《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413）

• 1939年3月27日，曾仲鳴被刺殺一週以後，汪精衛發表文章〈舉一個例〉（《汪精衛政治論述》下冊，頁431-446）:

我這篇文字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采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采納，則我可以無憾。

換言之，汪氏呼籲民眾於他死後留心閱讀他的文字，而非將之「遺忘」，這段話與作者關於汪氏擔心身後罵名而不要出版他的文章之主張相互矛盾，而作者在書中提及此篇文章時對這一部份置之不理。

• 1939年3月30日〈覆華僑某君書〉（《汪精衛政治論述》下冊，頁447-452） ，汪精衛寫道：

我從二十多歲投身革命以來，就不曾替自己打算過。何況如今已經五十多歲了，眼看着國破家亡，我那裏還有這些閒心來替自己打算？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着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

• 楊書曾引用〈最後之心情〉（《汪精衛政治論述》下冊，頁670-679）一文，該文被一般學者者視作為汪精衛的遺囑。文中亦無表現出對於身後罵名的恐懼、後悔或是希望他的政論著作於其去世後「被遺忘」。

• 1988年出版的太田元次回憶錄，曾記述汪精衛於1944年11月10日臨終的遺言：

我必須返回中國。

同樣沒有提及對身後罵名的恐懼，或是希望不要再出版其政論之意願。

作者沒有提及其家人與親信為保存、出版汪精衛詩詞、政論、演講之努力，這些工作自汪氏逝世後即已開始，並持續至今。早於2019年出版的《汪精衛生平與理念》中，序文作者、汪精衛歷史研究專家王克文便肯定了何孟恆認真履行汪氏的遺言：

孟恆先生認真履行了汪氏的遺言，將汪氏生前的書信、演講、論文，詩詞、乃至清末被捕時的供狀，一一摘要引述，串連而成一部完整的汪氏傳記，除說明時代背景及政治形勢外，幾乎不作任何分析或評斷，盡量讓汪氏「夫子自道」。書中既不像大部份汪氏傳記那樣謾罵嘲諷，也不盲目地歌功頌德，只是從汪氏本人的角度見證自清末以迄抗戰之動盪中國，娓娓道來，令人耳目一新。

汪精衛逝世以後名古屋才遭遇空襲

作者於序章首段，以戲劇化的文筆描寫汪精衛臨終狀況：

1944年11月10日，黃昏時分，一位消瘦頎長的中國男子躺在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學院的病床上，等待呼出最後的氣息，解脫他長期病痛的折磨。由於盟軍飛機的猛烈轟炸，他已從郊區大幸中心分院四樓特護病房轉移到地下室。這些鋼鐵天使無情的敲門聲預示著「太陽帝國」的日落，以及他本人面對歷史審判也許是萬劫不復的命運。

惟事實上，汪精衛去世前，名古屋根本沒有「盟軍飛機的猛烈轟炸」或是「鋼鐵天使無情的敲門聲」，因為盟軍對名古屋的空襲是於1944年12月13日才正式展開，比汪氏逝世並運回中國安葬之日，足足晚了一個月。

汪精衛僅留八字血書而非千字之多

談到汪精衛謀刺攝政王的緣由時，作者指：

在一封致胡漢民的血書裡，他宣稱兩年以來，「蓄此念於胸中，以至今日，千迴萬轉，而終不移其決心」

以上21字引文出自汪精衛1909年5月8日致胡漢民的信函（見《汪精衛政治論述》上冊頁39-42），全文約2000多字。至於血書，據胡漢民回憶錄自述，汪精衛入北京前用指血寫另一信給他，僅有八字：「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先生遺稿》，頁131）是以作者聲稱汪氏以其血寫出一封多達2000多字的信函，並不正確，也不合乎常理。此處問題，正如作者在書中其他部份的處理般（此處、彼處皆可見），對原文斷章取義，任意剪裁，以偏見蒙蔽讀者，讓真相在混亂矛盾中沉淪。

羅世勛非謀刺攝政王之同黨

作者聲稱除汪精衛、黃復生外，尚有一位「同謀羅世勛」因謀刺攝政王被捕，其註腳用到《汪精衛生平與理念》一書 ，惟該書中的一手史料說法卻與之相反，其中四點如下：

• 根據汪精衛「自傳草稿」記載：「三月七日乃分兩路捉人，在守真捉到黃復生及毫無關係之用人」（《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216）、「羅本是守真映相舘之伙計，亦被罰監禁十年。」（《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220）

• 汪精衛亦曾在「自傳草稿」羅列出行刺攝政王的暗殺小組名單，當中亦無「羅世勛」之名。（《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212）

• 另外在暗殺小組的合照上，我們能看到汪精衛列出的所有成員，包括汪本人、方君瑛、曾醒、陳璧君、黎仲實、黃復生和喻培倫。陳璧君母親衛月朗因資助是次行動緣故，「自傳草稿」上也有特意提及她，並與小組一同合照，然而這些照片亦未見羅世勛之身影。

• 1910年5月4日有報章記載羅世勛「因非汪、黃同黨竟被牽涉以致憂懼鬱憤成疾。」（《順天時報》（北京），1910年5月4日，頁7）

正如作者在書中其他地方所作一般，她忽略一手資料，包括汪精衛本人的書面記述。

汪精衛家族成員並無在法國「長大」

把他人的對話誤作與汪精衛所說

在第三章「國賊」一段論述中，作者極力描述汪精衛在與日和談前「渴望著投入行動」之心境，並猜想汪氏「他一定深深痛感自己的缺乏用處」，全因「碌碌無為並不符合他對自己歷史地位的自我想像」，及後楊教授引用《周佛海日記》於1938年11月8日所記之內容說：

此時，周佛海乃向汪進言說：「打破難關，須有非常舉動。不求諒於天下，自必見諒於後世。如國可救，個人一時毀譽，不宜計較。」

惟翻查作者所引用的《周佛海日記》，我們發現這番對話是周佛海與羅隆基之對話，該日的日記條目上根本沒有提及汪精衛的名字。

何孟恆與蔡德金

作者書中聲稱何孟恆「曾幫助過蔡德金」，正如我們另一專欄上所述，蔡德金出版《汪精衛評傳》以後，何氏只就蔡德金的一封來信，寫了一封回信批評蔡氏所著的汪精衛傳記，故這裡並不存在所謂的「協助」。

時、地、人及引文錯誤

• 根據汪精衛長兄汪兆鏞所著的《山陰汪氏譜》，汪精衛二兄汪兆鋐是於1903年去世，楊教授所寫之生卒年「（1878–1904?）」並不準確。

• 根據法政大學記錄，汪精衛是於1904-1906年入讀的，而非「大事紀」所指的「1905-1906年」。

• 何重嘉並非於1957年出生，與其真正出生年相差甚遠，這本是可以容易求證之資料，但沒有人問過何女士。

• 作者在《餘波》中描述那些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的人「被羈押在上海的提籃橋監獄」，整本書沒有提到其他監獄或拘留中心。事實上，1945年9月陳璧君、褚民誼、何孟恆等十六人被騙到廣州和南京寧海路看守所關押。部分成員後來被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陳璧君則被關在蘇州獅子口監獄，1948年再被轉押到上海提籃橋監獄。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林柏生等國民政府主要領導人都被關押在蘇州，不是上海。

• 作者書中寫道：

汪精衛住進了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的郊區大幸分院。

但當時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位於名古屋市，而非在市郊校區。此錯誤可能與汪精衛妻子陳璧君捐贈給醫院的梅樹有關。在1990年代後期，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停用（並非像楊教授序章中所指在1944年被炸毀），當舊醫院建築被拆卸後，梅樹被暫時移至名古屋大學郊區大幸分院的另一棟建築物前，而根據該大學員工所說，梅樹將會被移植回原來位置。

• 汪精衛長女汪文惺是於2015年在紐約市去世，而非是在新澤西。

• 書中指陳璧君的父親名為「陳耕基」，但其正確名字為「陳耕荃」，這錯誤重複出現在不同的書籍上，楊教授亦延續了此錯誤。

• 書中指汪精衛女婿「在美國後使用粵語發音的名字Ho Mang Hang」，但自從離開學校 (1937年)以後，何孟恆便已經使用陳璧君替他起的名字何孟恆「Ho Mang Hang」。

•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系列所列的編輯為何孟恆，而非何重嘉。

汪精衛與陳璧君的關係

關於汪精衛與陳璧君（1891-1959）關係，作者與一些通俗作家一樣，將其刻劃成陳璧君單方面的追求，而汪精衛則是在無可奈何之下順從，此在英文版描述上更為顯著。

作者於第一章「革命者」引用汪精衛1910年2月15日致曾醒（1882-1954）與方君瑛（1884-1923）的信函（見《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355-360），信中汪氏自述與陳璧君從相識到相戀經過。在作者的詮釋下，尤其側重在陳氏坦蕩的表白上，因她「追隨汪四處奔走」、「為了璧君名譽起見」，二人乃締結婚姻，卻反而忽略了汪精衛在同一信中對陳氏深情的表白：

及遇七妹，良友之情、知己之感，固已終身不忘。及其以愛情相授，情之相感，如嬰重病。病之來，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心如涫湯，痛苦萬狀。（《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357）

汪氏起初因為退辭長兄兆鏞安排的婚事，而自感有愧於原訂婚人劉文貞，因而不敢接受陳氏之愛，甚至故作刁難，冀望斷絕二人親密之關係，奈何其自身亦因對陳璧君的愛而飽受煎熬，其直言：

弟初作此等狀態時，中心酸梗已極，行之既久，有同演劇。自謂真愛蘊之中心，即使七妹弗鑒其哀，良朋不察其隱，亦復無恤。無如種種作偽，皆不能動七妹之意，且悉被窺破其隱，誠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凡此皆弟待七妹之情也。（《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358）

是以汪陳的愛情從不受婚約之有無影響，彼此感情同樣深厚：

蓋吾二人平日恆謂人生所重在於愛情，有愛情者斯為朋友，有愛情而又成禮成家者，斯為夫婦，成禮成家，吾輩未嘗浮此觀念，故為良友以沒世。於吾人初無所憾，愛情不以婚約之有無而增減也。故弟與七妹三年以來，情如一日……至於弟與七妹，僅於垂死之際有訂婚之一言。擬齎之以入地下，其相與之情，一如平日，無有增減，此節當為兩姊所共信，不待贅言矣。（《汪精衛生平與理念》，頁359）

作者忽視了汪氏之感情，甚至片面地分享他自己的話，這種斷章取義的描述無異是誤導了讀者。欲參考其他學者對汪陳關係的看法，可點擊這裡及這裡。

宣稱汪精衛拋棄南京

作者在書中第六章「金陵不懷古」寫道：

面對取得上海慘勝、如受傷猛獸撲向南京的日軍，他隨著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高官棄城而走，將數十萬百姓曝露於日軍的坦克和刺刀下。

要為南京失守負最大責任者是蔣介石，當時汪精衛是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不是掌握最高權力。其次為唐生智，作為留守南京的最高將領，戰前高調「與城共存亡」，戰時卻調度失據，退兵時士兵互相踐踏死傷慘重，以致12月13日南京失陷。1938年汪精衛發表多篇文章指摘軍隊消耗民力之做法，包括1月12日〈如何使用民力〉、1月23日〈抗戰期間我們所要注意的三要點〉、11月23日〈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等。（《汪精衛政治論述》中冊，頁392、396、409）汪氏與女兒汪文惺於其日記上亦展現如出一轍的抒發，如1937年12月27日所記：

現在事前沒有逃難的去處，來安置他們，臨事則帶兵先走，撇下他們，給敵人宰割，豈不是我們親手殺了他們，能怪他們離叛我們麼。要是決定不守城，應當先有準備，使民眾疏散，不要天天在報上愚民，兵力如何鞏固，力量如何宏厚，可以守多少天，結果人民上當，最慘重的犧牲仍在民眾的身上！（見《我書如我師：汪文惺日記》頁11-12）

汪精衛在他女兒此段日記上註述道：「此是正確見解。」

自以為是的心理專家

作者將汪精衛描述為一個常與內心「陰影」進行鬥爭的人，一再斷言汪精衛承受著「創痛、傷逝、恥辱、隱忍」、「常常流露出一種倖存者的內疚：不但因為同伴死去、而自己卻獨活著，而且因為一種負罪感，彷彿自己應當對他們的死亡負責」、「內心的陰影與痛苦」、「對生命虛度的恐懼」等等，這些分析更像是通俗心理學的推測，而非嚴謹的學術研究。

作者不遺餘力地描繪汪精衛作出抉擇時「在歧路迷失，恐懼面對永恆的恥辱」，彷彿末日即將來臨，就潛伏在每個角落。這種描述要麼顯示作者未能充分認識到當時的複雜情況，要麼是她故意將事實過度簡單化，將一切歸結為非黑即白的「成功」或「失敗」，沒有中間地帶。更關鍵的是，她未能清楚地表達出「成功」和「勝利」，對於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每天為生存而掙扎的普通百姓而言，究竟意味著甚麼。而如今在中國，仍有數百萬人在苦苦掙扎。

作者認為汪精衛之所以能寫出充滿情感、悲傷的詩歌，是因為他需要撫慰自己的「創痛、傷逝、恥辱、隱忍」，用詩歌作為抵擋譴責的擋箭牌，或者「如何借用詩詞這一承載了豐富文化記憶的媒介，把歷史記憶轉化成對自身現實的闡釋、進而預言未來」。在她看來，這些詩作不可能有其他解釋，這種觀點似乎與她在書中其他地方的警告「把歷史人物汪精衛等同於其詩歌人格，這是一種邏輯上頗為危險的閱讀策略」自相矛盾。

書中將汪精衛描繪成一個精於計算、自私自利的機會主義者，他抓住一切機會為謀取私利。在作者筆下，汪精衛除了美貌、名聲（他浪費了）和一層真誠的假象（他將其「武器化」）外，別無所長。

作者在書中沒有任何地方證明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實際上受到良心的譴責。反之，歷史學家Hwang Dongyoun觀察到：

……所有被指控的通敵者都沒有承認自己「叛國……」

忽視或貶低目擊者敘述

在題為「河內羅生門」的章節中，作者將1939年3月20日的凶殺事件與1950年黑澤明執導的影片《羅生門》相提並論。該電影描述一樁謀殺案的當事人及目擊者對案情的不同敘述，比喻對同一件事，因立場不同而發生不同事實的歧異情形。作者詳細描述刺客在河內試圖暗殺汪精衛不遂，卻誤殺了汪的親信曾仲鳴 (1896-1939) 一事前中後的情況，箇中引用了三位作者對暗殺事件的「不同描述」。

她的主要來源似乎是唯一在屋內的目擊者何孟恆自2019年起已發表在《汪精衛生平與理念》和他的的回憶錄《雲煙散憶》的敘述，但作者沒有充分標註其來源。她也引用了陳昌祖未出版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Citizen of Early XX Century China，以及刺客小隊頭目陳恭澍的《英雄無名》（陳恭澍，《河內汪案始末》，《英雄無名》第2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作者總結：

何孟恆和陳昌祖對事件的回憶則不同。

但這些「不同的回憶」確易於理解。陳昌祖的回憶錄明確指出，他在1939年3月20日在上海，因此沒有親眼目睹河內發生的任何事。同時，陳恭澍在他的書中說，當子彈開始飛時，他正坐在外面的車裡。他們並非槍擊案發生房屋內的目擊者，所述的資訊充其量也只是二手資料。

作者將河內刺殺事件比喻為「羅生門」事件是一種誤導。她似乎有意抹煞或質疑何氏的記述，因此引入非目擊者的說法，當中包括當時僅有四歲且不在場的曾仲魯之回憶，以製造一種「羅生門」效果，從而混淆讀者對事件真相的理解。何孟恆作為唯一一位將所見所聞付諸筆墨的目擊證人，其記述至今也是最為重要，正如他在回憶錄所述：

這次兇殺事件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經過和當時在場的另一些人印證，與事實不會有大出入。（《何孟恆雲煙散憶》增訂本，頁189）

—

作者忽略目擊證據，轉而採納不在場者證詞的另一個例子是其對1939年4月底至5月初事件之敘述。在曾仲鳴遇刺身亡後，汪精衛秘密自河內搭船前往上海，而作者對此行之描述依賴高宗武（1905-1994）的第二手資料，但他當時並不在場，卻忽略了全程在場的兩位主要目擊者——陳昌祖（1904-1994），和最為重要的汪精衛本人。作者對汪精衛詩〈舟夜〉的解讀基礎就建立在此。

作者根據高宗武的回憶錄《深入虎穴》寫道：

上海被選為汪精衛的下一站。汪堅持不乘日本船前往上海、不居住在虹口的日本租界，以免日人羽翼之嫌。但不幸的是，他從法屬印度支那當局租來的一艘760噸小船行駛到海南附近遭遇風暴，近乎傾覆，幸虧排水量5300噸的的北光丸趕來救援。5月6日，汪精衛一行到底乘坐日本船抵達了上海。鑑於安全考慮，他不得不在虹口區住了三個星期才搬進愚園路1136弄，屬於法租界越界闢築的區域。這又堪稱一場公關災難。

但作者的記述存在嚴重錯誤。曾仲鳴被害當天，陳昌祖在上海，翌日被汪精衛召回河內後，他負責安排將汪精衛秘密從河內用船送往上海，並與其同行。箇中細節在Memoirs of a Citizen of Early XX Century China中有詳細敘述（曾被翻譯作中文於《傳記文學》第66卷第2期上刊登），當中包括一張手繪地圖，上面標明了日期和沿途各個地點，這些細節推翻了作者的說法。可惜作者對汪精衛寫〈舟夜〉想法的解讀，因為省略了當事人陳昌祖和其他的一手資料，以致依賴錯誤的日期、地點，因而作出站不住腳的主張，實屬遺憾。

據陳昌祖說，汪精衛出訪日本時，之所以不願意登上日本輪船，是為了「保持行動自由」（並非為了避免作者所說的「以免日人羽翼之嫌」），也是為了避開重慶特務。汪精衛一行於4月24日離開河內，在海防登上一艘懸掛法國國旗、由一名法國人掌舵的船。楊聲稱這艘船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因「風暴」而「傾覆」，但陳昌祖並沒有提到發生風暴。他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都懷疑，在將要開始的長時間前途未卜的航行中，如果遇到風暴，這條船能否禁得起大海洶湧巨浪的撞擊？（《傳記文學》第66卷第2期，頁29）

試問如果有「風暴傾覆」或被「救援」一事，陳昌祖會這樣在回憶錄裡面敘述嗎？反之，陳氏說依照事先計劃，該船在海南島與日本船隻「北光丸」會合，最終抵達上海。他們是5月7日到達的（不是作者所說的5月6日）。陳昌祖在回憶錄指出由於溝通問題和設備故障，導致他們與「北光丸」會合的時間被推遲；他也提到了繞道去香港補充糧食以及與警察的遭遇。在作者引用日本發表的一篇文章〈述思〉中，汪精衛回憶越洋時風高浪急的情形，同樣沒有提到「傾覆」或被日本船隻「營救」的事情。這跟陳昌祖的說法無異。作者把汪氏親筆自述視若無物，此一做法在下文有進一步討論。

引用高宗武的說法作為這事件的資料來源是有問題的，因為除了高宗武不是當事人之外，高宗武與陶希聖就（1899-1988）是在這個時候洩露了與日本人談判的細節，背叛汪精衛，並投奔蔣介石陣營。美國學者Jian-yue Chen 在 “American Studies of Wang Jingwei: Defining Nationalism”一文中便曾對高宗武的可信度提出質疑：

......鑑於高宗武與蔣介石的密切關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的話？

Jian-yue Chen教授續指：

重慶傳媒廣泛報道稱，高宗武之所以與中國和平締造者分道揚鑣，是因為他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和平條件。但實際上，他離開汪精衛及和平運動的真正原因是未能獲得外交部長職位。

作者借用高宗武的話，認定河內至上海的航行「又堪稱一場公關災難」，這種結論同樣不合邏輯，其問題在於這次航行是秘密進行的，既然沒有公開，又何來「公關」災難呢？

可疑的參考資料

書中引用未經證實的參考資料來源，讓讀者懷疑作者的敘述是否可靠：

• 在「收場」中，作者引用金雄白戰後回憶，寫汪精衛「向他的長公子孟晉說：『若中國還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敗名裂，而我們的家是家破人亡。』」但緊接著，作者表示「金氏的記載，大概是聽作為當事人的汪文嬰轉述的，當然也不排除後見之明、踵事增華的可能性。」若不能確認，那為什麼還要加入這個存疑的一段話呢？

• 為了證明「今天的南京，把汪政權視為城市歷史上的一個亟需洗刷的汙點」，楊教授苦心地把重點放在一個「愛國項目」上：重慶建立了一對旨在羞辱汪精衛夫婦的雕像。然而，自她的書出版之前、2023年1月底起，這對雕像——「恥辱紀念碑」已被拆除，作者的書中卻沒有提到這一點。至今（2025年4月），作者的特寫照片中的雕像尚未再次出現。

• 此外，在「收場」一章中，作者引用太田元次〈醫生的回憶〉來描述汪精衛在名古屋醫院期間的情況，以下是「參考書目」的記錄：

太田元次，〈醫生的回憶〉，載：《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朱之珩編，頁631-634，香港：槐風書社，2017。

這條記錄似乎顯示太田元次用中文寫了一篇文章，並被收錄在朱之珩編的一本書中。其實，太田元次用日文而非中文寫了兩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太田元次軍醫の汪兆銘看護日記抄：汪兆銘客死抄から抜粋》和《戦前派病院長の回顧録》。因此，看來朱之珩或槐風書社的某人將這部日文作品翻譯成中文，並以文章形式納入以《汪季新先生行實錄全編》為題的書中出版，儘管作者並沒有表明〈醫生的回憶〉是一部翻譯作品。因此，這個引用造成的混淆比實用性更大。

該翻譯文是否得到了作者太田元次的授權？作者所引用的資料是否忠實於原文？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作者為什麼不使用太田元次原著作為資料來源？是因為她不懂日文嗎？這些問題令人困惑，尤其是因為她的書目中包含了許多其他日文資料，但她卻選擇使用這篇來源可疑的二手翻譯，而非直接引用原始日文書籍。

汪精衛的詩與政治思想混為一談

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一般認為汪精衛是現代中國偉大的詩人之一。作者總結了汪精衛最著名的詩作《被逮口占》四首，寫道：

……作為歷史人物的汪精衛更不能為它們所定義，但它們毋庸置疑具有強大的興發感動力量，而且瑯瑯成誦，這使它們成為中文語言文化表達的一部分，獲得微型經典的非正式地位。在各種脈絡裡都為讀者本能地從記憶中喚醒，激勵他們在困頓中前行。

作者說，讀汪精衛的詩可以讓我們更理解汪精衛，因為：

……詩歌透過表達歷史敘事所失落的個人情感，傳遞了更高層次的歷史真實。

並稱：

詩歌積極參與了詩人公眾生活的傳記寫作……

但她又自相矛盾地說：

然而把歷史人物汪精衛等同於其詩歌人格，這是一種邏輯上頗為危險的閱讀策略。

類似的矛盾也出現在著作其他地方上。

將詩人與歷史人物的定位混為一談，對了解汪精衛這位歷史人物來說，是一個顯著的毛病。汪精衛自己曾公開反對這個說法，在《自述》一文中說：

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

但作者卻堅持把歷史人物跟詩人混合。如果我們接受她的論點 ——「汪精衛的遺願是希望人們只透過他的詩來記住他，其餘都可以被遺忘」—— 詩詞就是汪精衛僅餘的一切。畢竟，她認為詩詞：

……拒斥任何單一的閱讀方式。它是一張記憶的地圖，一個豐富、模稜的開放空間，其中迴蕩著充滿創造性的眾聲喧嘩。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透過他的詩來解讀這個歷史人物。令人詫異的是，作者並沒有意識到，試圖抹去汪精衛自我闡釋的政治思想註定徒勞無功。因為除了詩歌之外，汪精衛大量的文章、演講和其他著作仍繼續被保存、研究和閱讀。比作者的描述更深思熟慮、更有意義、更可靠的汪精衛歷史評論會繼續發表、出版。一手資料會持續湧現：例如汪氏與其女兒細訴的對話、私人信件、自述及其他生平的作品讓讀者更能不偏不倚地認識汪精衛其人。汪精衛研究不會再有猜測、推想的餘地，特別是在學者著作上。

汪精衛的死因

他直接的死因是脊椎中一顆生鏽的子彈取出後引起的病情惡化。這顆子彈是 1935 年 11 月 1 日一位愛國志士朝時任行政院長的他射出的。

以上一節，作者並沒有寫出資料來源。然而，在同一本書後面，她寫道：

醫生們最終判斷汪精衛身患的是一種罕見疾病「多發性骨髓瘤」，即骨髓細胞的一種癌症。

並稱：

醫生最擔心的肺炎終於最後結束了他的生命。（楊書，頁284）

作者自相矛盾：汪精衛死亡原因究竟是癌症、子彈取出手術，還是肺炎？

事實上，這一問題本不該存疑，汪精衛的死因在他的女婿和醫生發表的回憶錄中早已詳細闡明。